本文编译自《THE STORY BEHIND THE PICTURES 1827-1991》。介绍了历史上最特别的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些照片以一种奇怪而强大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选编其中部分内容。 作者：Koetzle, Hans-Michael 翻译：杜鹃
奥古斯都·桑德：年轻的农民
1910年，奥古斯都·桑德（1876-1964年）开始尝试为身边的农民系统性地拍摄肖像并使之类别化。这个项目完全由他一人发起和负担，只得到了德国莱茵兰地区画家朋友们的支持。之后，他的《时代的面孔》一书被判违法，在1936年被纳粹当局销毁了部分。但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今天被列为摄影“新客观主义”(The New Objectivity) 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奥古斯都·桑德将这张照片命名为《年轻的农民·1914》，标明了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对象的社会身份。没有人知道这三个年轻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们是兄弟、朋友，还是邻居？通常认为，这三人正在去镇上参加舞会的路上——这个猜测看起来确也合情合理。大概只有这样的理由会让这些“年轻的农民”从衣柜里拿出深色套装，精心梳洗打扮自己。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目的地一致。但在这一刻，他们停下来，转过身，看向我们，就像有人在指挥——这使我们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存在，一个拍照时也在现场但看不见的人：相机背后的人。
这张照片一眼看去似乎是“抓拍”的，但其实是对场景精心构建的结果。也许桑德和他们预先交谈以进行引导。也就是说，他和这些年轻的农民选了照片中的地点，决定来张合影，甚至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选定的日子和时刻。
桑德生于1876年，是德国西格兰地区一个矿厂木匠和小农民的儿子。在从事专业摄影的早年，他极为推崇用一种画家热衷的艺术风格进行拍摄。至1910年搬到科隆时，他转而追求“精确摄影”，不采用任何柔化、润色等手法修饰画面。这些原则被贯彻至他的商业摄影与那部设想宏大的作品《20世纪的人》(People of the 20th Century)中。《20世纪的人》一直被视为上世纪20年代新客观主义摄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拍摄《年轻的农民》时，奥古斯都·桑德38岁。其时他在社会上已然享有盛誉，和雨果·艾尔福斯(Hugo Erfurth)、雨果·施莫尔茨(Hugo Schmolz)一同被视为德国科隆(Cologne)最杰出的摄影师。
他很快走出科隆，拓展自己的顾客。之后他在科隆附近的韦斯特瓦尔德(Westerwald)地区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这个地方几乎不会让他失望，因为桑德自己就出身于一个普通乡村。很显然，他与当地农民相处极为和谐。
对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桑德本人言之甚少。在针对于此的评论和技术解读中，他总是异常地沉默。
在1959年德国摄影协会(the German Society for Photography)科隆馆的展览上，桑德在人们要求他谈谈这张照片时，只给出了相机以及化学工艺的技术细节：“埃尔尼曼(Ernemann)干版相机，Luc镜前快门，无光圈长时间曝光镜头：达戈尔(Dagor)、海利亚(Heliar)、天塞(Tessar)……”——他所说的这些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人们惊叹的只是出自“艺术家”奥古斯都·桑德之口。
服装中呈现社会变迁
桑德的《年轻的农民》（原作尺寸：43/4 x 61/2英寸）有许多古怪矛盾之处。但或许恰是这些特点使得这张照片富有趣味，成为桑德作品中最有名、最常被复制的照片之一。
常常有人说，桑德是在用建筑学的方式构建照片。他给拍摄对象充分的时间，让他们在一个适当的场景中找感觉。实际上，三个年轻农民的合影奇怪地创造出一个静态表情与动态表情共存的场景，几乎带着点电影感。
一支烟松松地悬垂在左边农民的唇边；中间这位的烟则捏在手中；右边的农民可能已经扔掉了他的烟。左边年轻人看起来似乎刚刚走进画面，他手中倾斜的手杖强化了这种印象，而画面最深处的这位年轻农民则呆立着，手杖垂直地杵在地上。他的目光一动不动，给人顽固的印象，显出一副想要离开的样子。
同时代的艺术批评家与理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经深入分析过这张照片，指出它的另一个奇特之处：三个年轻人的深色西装。
从文化史来看，西装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发明”。宫廷服装为这种主要在英格兰发展起来的特殊服装所取代，这首先反映出社会的深刻变革。西装的出现，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精英创造出适合他们的制服：简单，实用，彰显平等主义。至少对这些人来说，如同他们精心制作的行头所显示的，当时更重要的并非社会威望，而是在资本竞争中获取财富。
如伯格所说，西装这种服装是有钱人社交场合时的着装，而一个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体格强健的人穿上它，就会给人一种“他好像身体不太协调”的感觉。此外，伯格强调：“没人逼迫这些农民买这种衣服，前往舞会路上的这三位很明显为身上的西装感到自豪。”在伯格的解读中，他们如此穿着甚至带着某种炫耀的意味——这种态度没有减轻照片中的矛盾感，反而增添了些讽刺色彩。
十九世纪的真正终结
拍摄这张照片的1914年，无疑是现代史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版了作品《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杜尚(Duchamp)首次推出了“现成品艺术” (ready-mades)概念，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设计了对现代建筑学十分重要的法古斯工厂(Faguswerk)，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查理·卓别林演出了首部电影。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标志着19世纪的真正结束，塑造现代化特征的科技进步、效益与速度、个性流失则开始不断发展。
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奥古斯都·桑德将精力转向一个自己想做的项目，并为此起了个充满野心的百科全书式的标题，叫《二十世纪的人》。他后来解释：“人们经常问我，如何想到要创作这部作品。看，观察，思考——这就是答案。用摄影创作一张完全客观地记录时代的照片，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1927年
创作系列人像这种想法不算新鲜。纳达尔(Nadar)、埃蒂安·卡列特(Etienne Carjat)以及德国摄影师弗朗兹·汉夫施丹格尔(Franz Hanfstaengl)都使用过这个老点子：拍摄当代重要人物的群像。20世纪初，埃尔纳·伦德维-德克森(Erna Lendvai-Dircksen) 和埃里希·雷兹拉夫(Erich Retzlaffwere)在拍摄“人民”或做伪种族式的调查拍摄，同时代的海尔玛·雷斯基(Helmar Lerski)则在他的《平凡的脸》(Ordinary Heads)作品里试验摄影表现主义的专业概念。
奥古斯都·桑德的想法较他的前辈们则现代得多，他注意到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德国人民的民间采风。桑德一直被业界批评没有按照现代社会学的最新理论来组织他的作品，而是按照一种多少有些过时的模式——职业与阶层，将他的民间人物肖像分成七个群体和四十五个专辑。
某些“类型”中的大量代表作，一点都不符合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桑德设想的概念里几乎没有工人群体，而农民群体被他视为“社会基础”，很明显份额过重了。比如，科隆当地的一家报纸直指一幅猎人的肖像为“成熟的博物馆之作”，质疑该作品是否真的称得上是20世纪的代表作品。
也许，从摄影者应持有中立立场这一点看，桑德的这部未竟之作不可避免要遭到挑剔的批评。但从对摄影的贡献角度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与艺术性的人像摄影不同，桑德的作品并不为了呈现某种内在价值，而是想用摄影手段描述社会现实。农民、手艺人、工人、实业家、官员、贵族、政治家、艺术家、“旅行者”——这是桑德对人物的分类和命名。大多数拍摄对象都是在他最熟悉的莱茵兰地区找到的，这一点使得他的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些地域风情。
桑德在形式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这并没有使他的照片类型化，而赋予了它们之间一种相容性。他通常在自然光线下拍照，并将环境设置得好像拍摄对象正在家中似的。他会给人物拍摄全身照，选择宽广的画面，避免过于向上或向下的视角，尽管这种方式当时很流行。
规划鸿篇巨制的商业先驱
奥古斯都·桑德首次获得公众关注，是在1927年科隆艺术学会的一次展览上。《年轻的农民》是否出现在这次展览上，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过去受人委托拍摄的肖像旧作，此时被收集起来，并加以挑选，目的就是为了创作其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作品集。
此时，桑德引起了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的注意，此人先前已经出版了伦格-帕契(Renger-Patzsch)的作品《世界是美丽的》(The World Is Beautiful)，该作品受到高度评价。1929年，《时代的面孔》(Faces of our Time)作为拍摄项目的第一卷出版，桑德意图成为一位创作鸿篇巨制的商业先驱。
书中的广告页写着，该精选卷“所呈现的仅仅是桑德壮阔的摄影成就之冰山一角。它真正展示的，其实是摄影师抵达其镜头前人物内核的能力。他摒弃了人物所有的姿势与表情，令他们置身于全然真实与普通的画面中。”
《时代的面孔》一书里，《年轻的农民》以整版印刷的形式出现在第六张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这个预计最终包含大约五千张照片的作品集中，《年轻的农民》被桑德选为核心照片之一。
到底是什么导致1936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销毁这些底片和《时代的面孔》一书，仍然不清楚。战后桑德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他心仪的项目。很明显，这位当时已七十多岁的摄影师，不再有早年那般旺盛的精力。
尽管如此，桑德余生依然忙于该项目，将旧照片重新进行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对他的兴趣与日俱增。1951年和1963年的世界影像博览会(photokina exhibits)，以及爱德华·史泰钦(Steichen)的“四海一家”(The Family of Man)摄影展（1955），是代表他当代影响力的重要活动。
自该项目设想之初，世界已经变了，这一点逃不过桑德的眼睛。1914年，年轻人的抗议姿态可能会通过香烟或一顶斜歪的帽子来表达。而1945年后，人们嚼口香糖、玩摇滚乐、穿仔裤、短裙，以之为现代精神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古斯都·桑特已经失去了他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