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人像摄影》杂志对摄影家王文澜先生的一个简短访谈。
摄影家王文澜是第一届人像摄影十杰获得者，他有句名言是：即使八块钱的相机也能拍出好作品。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更多是基于对摄影的一种理解，因为在王文澜看来，技术与器材是第二位的，拍摄者的思考和眼光才是关键。“带着自己的脑子去拍照”，在器材易用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句话显得尤为重要。
您曾说过，摄影人应考虑的问题有两点：第一是拍什么，第二是怎么拍……
王文澜：最早学习摄影的时候，关注的是“怎么拍”，这主要是指一个技术问题，后来技术过关了，着眼点就落在“拍什么”这个层面了，因为你发现这个其实才是摄影第一要考虑的要素。早期我们玩相机就是拍一些简单的纪念照，“到此一游”之类，那时候关注怎么曝光，怎么对焦的问题。进入职业摄影这个阶段，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拍摄的对象，需要知道“拍什么”，这才是摄影人第一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您的拍摄实践来看，您是怎样处理这“拍什么”这个问题的？
王文澜：八十年代我进入新闻摄影领域，需要通过摄影来反映时代，体现时代生活，那么如何体现？这就是一个“拍什么”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变化是发生在思想层面和社会生活的深处，这种变化不太好表现，尤其按照我们以前拍摄大型历史场面的经验来看，这些隐藏在社会生活内部的东西让你无从下手。我记得一些外国摄影记者的作品给我很大的启发，他们选取的拍摄对象似乎很普通，但内涵深厚，看似寻常，但往往通过对细节和小事物的捕捉，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摄影师不能总把眼光看着高出，应该放下架子，把自己真正置于社会生活当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值得你去拍的东西。
“通过对细节和小事物的捕捉，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
您的很多作品给人一种“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印象，都很普通的场景和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示出耐人寻味的意味——这种效果是无意中产生的，还是来自一种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王文澜：当然不是无意识产生的。我认为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是学者型的，就是说，你不能只关注摄影本身这点事儿，你要对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研究和认识，这样才能在选择拍摄对象的时候有独立的判断，拍到别人眼中所谓的“寻常”景象。比如我有一张照片拍人们拿暖壶打啤酒——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场景，但我意识到它很有时代特色，而且它行将消失，这照片如果当时来看，觉得没什么，今天回顾，就能发现时代的印迹在其中。
您的职业是摄影记者，难免会遇到一些任务型、宣传性很强的大场面拍摄，这和您一般的创作思路能贴合吗？
王文澜：摄影师应该明确一点，就是你不论去拍什么，都要带着自己的脑子去拍。工作任务当然必须完成，要按照编辑的要求、版面的需要来拍摄特定的内容，但这不能取代你自己的思考和观察，你要有自己的视角和拍摄方式，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体现自己的东西。摄影师如果只会按照给定的要求去拍摄，没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肯定没办法拍出真正有价值的照片。
你曾说不太喜欢被摄者看镜头（的作品），这该如何理解？
王文澜：我倾向于不让被摄者看镜头，但也不会排斥这种拍法。我的习惯是，只有当需要被摄者看我时，在这种特定的场合下，我也这么拍，但是多数时候，我尽量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尽量不去干扰被摄者，选取我认为合适的瞬间，把他拍下来。我的习惯是把自己尽量融入到要拍摄的生活当中去，把眼光完全放下来，不要带着一大堆机器，衣服是黑的，不要让人注意到你，最好相机也是黑的，让镜头“暗中眨眼”，这是我一般的工作状态。我基本不用闪光灯，相机也是越小越好。
你曾获得“人像摄影十杰”的称号，您如何处理“人像”这种题材？
王文澜：我拍人像的经验是，首先你要了解被摄者，才能拍到恰当的图像。这里所谓了解不一定深入调查，更多是一种观察和熟悉，即便你没和他讲过一句话。
您拍得多吗？我们看到有两种拍摄方式：大量拍摄然后细心挑选；惜墨如金拍一张算一张，这二者您更靠近那一极？
王文澜：我拍得不多，只有觉得有把握了，才按下快门。我这种方法是“点射”，不是机关枪。摄影师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生怕漏掉什么。不要怕漏掉什么，因为你始终要漏掉的，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哪怕是那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摄影师应该关心的是我自己要拍什么，我发现了什么，不要担心拍不到什么，这一点很重要。